钓鱼城护国门 夏胜群摄
“那是一个故事!”
说这话的人叫袁东山，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毕业于西南师大历史系，是国内研究钓鱼城历史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成果最为丰富的院系。2019年5月11日上午，他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为我们阐释“历史需要物证支撑”。他和他的团队耗时15年都还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证实“那个故事”的真实存在。
一
袁东山所说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钓鱼城。这座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十里的山城，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古战场遗迹。公元1259年，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兵临钓鱼城下，在守城将士顽强抗击下，蒙古大军不能越雷池半步。蒙哥汗亦在此役中身亡，迫使蒙古帝国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钓鱼城之战也因此间接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走向，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和“上帝折鞭处”。
我在钓鱼城下出生、长大，当年宋蒙两军交战的“三槽山黑石峡”就在我家门口的龙洞沱沥鼻峡。我熟悉它古老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
大约在十多年前，记不得是第几次登钓鱼城了，看着墙壁上那些南宋武器的介绍，尤其是早期火器和抛石机的介绍，想到不可一世的蒙哥在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死，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写作钓鱼城故事的冲动，故事的主角就叫宋万，这个名字来源于小时候春游钓鱼城导游讲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叫宋万的神射手，一箭射伤了蒙哥，箭尖有毒，蒙哥不治身亡，钓鱼城之围因此得解。
这个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指引我开始有意识走进钓鱼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有关钓鱼城、有关两宋、有关蒙古汗国和元朝的书籍与资料，我收集了几百万字之多，但我没找到一个叫“宋万”的人。相反，从有记载的史籍资料中统计出来的，有关蒙哥怎么死于开庆元年(1259)“钓鱼城之战”的说法，竟然有12种之多。
所以，钓鱼城还真是袁东山说的“那是一个故事”。
二
不管是作为故事的城，还是袁东山用实物考证的城，熟悉的钓鱼城一直都在。但那些在历史中隐身的人，我却猜不透。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轶闻趣事，但攻城——守城——开城，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环节，却让余玠、蒙哥、王坚、汪德臣、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他们整整博弈了36年。至少两代人的青春都曾在这座山上吐出芳华，至少两代人的生死都曾在城墙上烙下血痕。天下很大，惟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让人欲罢不能。
我忽然意识到，钓鱼城再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只有一个人居住，他们再忙也不过只干了一件用石头钓鱼的事。
围绕一块石头钓鱼!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每个人都在钓鱼，每个人都在被钓鱼，成为垂钓者，成为鱼，世道的起落容不得他们转身。那些高与下、贫与富、贵与贱的身份，在石头冷漠的表情里没有区别，也没有去路与退路。他们可能是垂钓者，也可能是被钓的鱼，身份的互换来得突然，可能白天是钓鱼人，晚上就成为被钓的鱼。石头与鱼的较量，人与石头的较量，鱼与人的较量，在合州东十里的钓鱼山编织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食物链。满满当当的36年，对他们来说太短，短暂得只够他们做一件事，一件钓鱼的事。
三
今年3月29日，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评价为“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这一天，袁东山和他的团队，已整整在钓鱼山上折腾了15年。从2004年作为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带队对钓鱼城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探寻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中心，其政治军事中心究竟在哪等未解之谜，到2005年4月的一天，合川相关部门在钓鱼城范家堰地区北部的奇胜门一带开展公路滑坡治理时，一名工人发现了抗滑柱基坑下的“玄机”，从而揭开了史书上反复记载的一段历史之谜。那就是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为何选择在钓鱼城八门中最为偏僻的西北外城墙奇胜门附近挖地道，试图奇袭钓鱼城。原来是冲着奇胜门后范家堰所在的“政治军事中心”衙署所在地而来。“以往对钓鱼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山顶环城内，忽略了范家堰地区，地道的发现让范家堰进入了考古视野。”袁东山说。
袁东山为我们总结了“范家堰遗址”考古发现的三大价值：一是营造的价值，就是宋代官方如何营造房屋，对于研究余玠打造的山城防御体系构造有了实物支撑；二是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当时钓鱼城的核心就在范家堰；第三个是精神价值，钓鱼城是英雄之城，代表一种“千秋尚凛然”的精神，而精神需要凝聚在一个附着物上，衙署所在地无疑就是当时的精神高地。
四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背倚钓鱼山，面朝嘉陵江，南依薄刀岭，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离开范家堰遗址前，我问袁东山，发掘前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跟周围的山坡一样，树林苍翠，杂草丛生，覆盖在遗址上的泥土有4米多厚。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一字城墙、水军码头、范家堰南宋衙署等钓鱼城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带来惊喜，深埋地下的历史随着记载时间的文物出土，不断修正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如果范家堰遗址没有出现，钓鱼城遗址将失色不少。”袁东山说，作为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范家堰遗址无论是堪舆位置的选择，建筑布局规划，还是出土遗迹、遗物的精美程度，都体现出极高的规格，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蒙(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那场长达36年的战争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不是战争开场蒙哥汗的意外死亡，也不是中间张珏独钓中原的豪气与担当，而是结尾处王立开城投降的彷徨与挣扎，无奈与痛苦。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能投降的投降”之例。3年不通王命的孤独抗战，连续两年的秋旱冬旱，还有当时四川在战乱中仅剩的数十万人中有“17万人避难钓鱼城”，2000人1年的口粮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一方面是以死壮烈殉国成全气节名声，一方面是一城低于粮食和水的军民生死去向，还有敌人的咆哮、城内哀鸿遍野的紧迫现实，如石头一样压得年轻的主帅王立喘不过气来。困惑、彷徨中，一位乱世佳人走到王立身边，用一双手工皮靴解开了他的心结，解开了“不能投降的投降”的死结。历史的转折竟然如此简单，城门打开的那一刻，发生在这里的大小两百多场血腥厮杀结束了；固若金汤的钓鱼城被拆除，一个王朝的偏安历史随之结束。
而城与人终结的地方，恰恰是诗歌的开始。只是放下笔的身体里，钓鱼城的石头还是没能搬走。我如此，袁东山亦如此。
(赵晓梦，重庆合川人，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代表作有长诗《钓鱼城》。)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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