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才女”李清照的读书单

宋代的女子教育以道德和贞节为主，一般的大家闺秀在《孝经》《女诫》《女训》《列女传》基础上还可阅读《论语》《诗》《礼》《孟子》等。例如司马光在《家范》中说：“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士大夫家一般以家学的形式教授女孩子读书，李清照出身书香世家，她接受的家学是最得天独厚的。李家为经学世家，其父李格非乃北宋文章名流，也愿自己能像蔡邕一样“中郎有女能传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亦说：“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李格非曾任秘书省校对郎，著作佐郎，书房藏书丰富，为李清照接触大量的书籍提供了优渥的外部条件。在宽博自由的家庭教育中，李清照初步形成了独立、自由的性格，拥有一颗玲珑剔透、明辨是非之心。她的笔下既有“轻巧尖新，姿态百出”（王灼《碧鸡漫志》）的长短句，也有老辣犀利、立意高瞻的古诗文，其诗之典赡、词之婉丽获得晁补之的大力褒奖。李清照与喜爱收藏金石刻词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后，情趣相投的两人常常彻夜共赏、展玩在大相国寺“淘”来的碑帖、字画、古玩；屏居青州十年间，在集娱乐和严肃于一体的猜书品茗活动中，博闻强识的她对各类书籍的熟稔度愈发提高。建炎二年赵明诚任江宁知府，据《清波杂志》卷八载“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苦”字内涵丰富，或因李清照的诗句奇巧难和，或是明诚搜肠刮肚只为博得清照一笑。在当时的“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下，李清照那些率性天真的抒情作品的出现，正表明了她所处的学习环境与他人大不同。

李清照 王西京/绘

遍及经史子集的阅读视野不仅使得李清照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也拓展了她的学术视野和人生格局，因而她的诗文，能突破闺阁题材中的缠绵悱恻，对历史、时事有独到的见解。李清照的作品工于用典，出神入化，这与她熟稔史部典籍密切相关，正史的厚重感在她的作品中被消解，“孙寿愁眉”“贵妃醉脸”带有慵懒、感伤的调子，但这并不弱化作品的历史性，历史的深刻与悲壮在以点带面的表述中仍然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意义。她的诗如《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揭示唐朝盛极而衰的根源，以“酒肉堆中不知老”呵斥唐玄宗的骄奢淫逸，穷竭民力而内荒外芜，深刻把握住历史循环往复的规律，托古讽今，寄意深远；文如《打马图序》，开头即以“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立论，继而迭用历史典故加以佐证，虽历数博弈而不繁芜突兀，“议论亦极佳，写得尤历警至可喜”。（清·王士禄于《宫闺氏籍艺文考略》）。李清照在作品中常借古讽今，抒发的感情较之幽怨感伤更加感慨沉雄，其诗《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不仅将项羽刻画为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与苟且偷安的赵构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讴歌了项羽以死谢江东父老的可贵气节。李清照从安谧的书斋走向纷扰的现实生活，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葛天氏之民变成“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掊土”（《上枢密韩肖胄诗》）的闾巷嫠妇，这些经历使得她的笔尖不仅凝聚个人的悲欢，也承载着乱世文人的家国情怀。她不仅仅是女作家，更是有着大格局大气魄的一代文人士子的代表，她的作品中蕴含着真挚感人的力量，感动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

李清照对文人别集尤其是李、杜、韩、柳集的偏爱体现了她诗文并重的文学观。她的收藏标准不是藏品的价值而是自己的喜爱程度，赵明诚最珍视的莫过于宗器，甚至要求危急时刻“与身俱存亡”（《金石录后序》）。赵明诚逝世后，她“飘零遂与流人伍”（《上枢密韩肖胄诗》），独自保存大批的善本书画彝鼎，许多书籍在颠沛流离中散为云烟，仅存“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金石录后序》）。这些历尽战火但最终保留在李清照身边的文集、书帖是她回忆与丈夫的点点滴滴的物质载体，是抵抗这乱世人情冷暖的心灵支柱，是李清照个性兴趣的归旨。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她即使在病中也要放在床前把玩，仍“犹复爱惜如护头目”，视这些书不亚于生命。李白、杜甫是盛唐诗代表，韩愈、柳宗元是文章大家，李清照对他们诗文集的喜爱也影响了她的写作风格和成就。李清照的诗、文在宋代为世人所称赞、认可并推崇，朱彧在《萍洲可谈》中称“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首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今作者”；又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赞其“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宋史·李格非传》亦云：“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宋代的卫道士们在传统观念上拒绝承认李清照的过人之处，但从正统的文学观上，却不得不称赞她的诗歌。李清照的作品合集在宋代即已大量结集行世。李清照的诗文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敢于言人所不敢言，她的理想、情操、品格皆融于其中。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中大胆提出“不乞隋珠与和璧”“长乱何须在屡盟”，反对朝廷苟安求盟，远见卓识，真乃女中大丈夫。陶渊明真朴无伪的自然人格也深深影响了李清照的情趣和思想，她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受到启发，自号“易安居士”，与丈夫屏居青州期间，将新居取名为“归来堂”，与陶潜一样选择自由与朴真，不愿被社会名利所羁绊。其作文也同陶潜、刘伶般以“真、诚”贯通始终，字字皆真情，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李清照不仅对文人别集感兴趣，她对子部中的一些典籍尤其是《世说新语》特别喜爱，其阅读视野远远超出了闺阁女子所囿的诗文集，具有文人士大夫情怀。其词《念奴娇·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即直接摘引《世说新语·赏誉》篇的句子。李清照熟稔魏晋名士的品行、性情，在作品中有17处引用《世说》中的典故，于典中见喻，典中见论。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谓《世说》：“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一方面，魏晋名士那真率自然、雅量高致、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度潜移默化影响着李清照性情；另一方面《世说》那雅淡韵致，清通简远的文风，滋润了李清照早期的写作风格。李清照的词如“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寥寥十四个字，写尽了三秋桂子的色、香、韵，形神兼备，韵致高雅。

李清照不但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她还是一位思辨的学问家、严谨的文献家。据《金石录后序》记载，她和赵明诚于青州归来堂收藏书画金石，古籍文献有十余间，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自她嫁给醉心于收藏金石刻词的赵明诚后，便一直帮助丈夫收集、考订、整理金石文物，“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二人以学者和鉴赏家的双重身份，对古籍进行修补和校勘，“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初步形成了图书典藏、校勘、版本鉴定、编制藏书目录这样的学术体系。夫妇二人以“正谬误，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的严谨态度，对收集到的书画彝鼎结合存世古籍的记载，通过文献、版本、校勘、辑佚，考订讹误，力求清流溯源，从而厘清了金石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们是最早使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在继承欧阳修《集古录》等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耕耘，成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者。《金石录》的顺利出版，李清照功不可没，她以学者的身份，博古通今，于历史纷纭中拨清层层迷雾，笔削《金石录》，作《金石录后序》，在金石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清照作为“第一才女”，其阅读视野和诗文才情，已经远超同时代的女子，甚至和同时代的男子相比，也毫不逊色，她还走向了严谨的学术研究道路。她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成就，千百年来后人难望其项背，虽未“易安”一生，但敢爱敢恨，洒脱不羁，活出了真实的自我。

作者：仲艳青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编辑：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