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转相承 回环复沓——中国“连珠体”诗歌体式与韵味

回环属对 嵌字相承

“连珠体”诗歌的第一种体式是在同一句诗中，上下字回环属对，如燕之双飞，因而也有人称之为“乳燕双飞格”（张潜《诗法醒言》卷三）。典型的例子如白居易《寄韬光禅师》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全唐诗》卷四六二。或题《书天竺寺》）苏轼访天竺寺时，有诗称颂白居易这首诗“空咏连珠吟叠璧”。南宋施元之注释说：“乐天此诗乃连珠体也。”（《施注苏诗》卷三五《天竺寺并引》）清代文学家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称：“白公天竺诗，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怀契上人》诗，而出以连珠体，自令人不觉。此等处，皆足见古人之脱化。”此种句格，后来的诗人经常喜欢模仿，如梅尧臣《春日拜垅经田家》中的“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王安石《江雨》中的“北涧欲通南涧水，南山正绕北山云”。

第二种体式是同一首诗的每一句中都有两个字反复出现，从而形成回环错综的艺术效果。唐寅的《花月诗》十首，每句诗都有花、月二字，如第一首：“花香月色两相宜，惜月怜花卧转迟。月落漫凭花送酒，花残还有月催诗。隔花窥月无多影，带月看花别样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这首诗以“花”“月”二字逐句成咏，而辞意相连，所以被称为“连珠体”（丁仪《诗学渊源》卷六“连珠体”条）。这一体式影响很大，明清以来，有很多仿作。如晚明梁云构在《豹陵集》仿作《花月吟》三十首。清代女诗人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记载平湖女诗人张凤也曾效仿《花月吟》作诗，诗云：“花满园林月满池，花晨月夕每相随。看花月下宜春早，玩月花间得句迟。小院月明花弄影，空庭花落月横枝……”这首诗写得摇曳生姿，与唐寅之作神似。据考，这一体式并非唐寅首创，在他之前已有人用这种方式写诗。如王安石的《定林所居》：“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每句诗嵌入“溪”“山”二字，即是采用了这种写法。至于唐代诗人李伯鱼《桐竹赠张燕公》中的“北竹青桐北，南桐绿竹南”，李白《把酒问月》中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等，已经具备了这一体式的特征。

首首相绾 辘轳相接

第三种体式往往是一组诗中下一首诗的首句是前一首诗的末句，首首相绾，似断实联。如朱之才的《十月十五日夜作连珠诗四首》即是如此。这一组诗第一首“披衣开户几宵兴，永夜无眠魂九升。坐觉飞霜明瓦屋，天如寒鉴月如冰”，第二首“天如寒鉴月如冰，僵卧家僮唤不应。却忆少年游太学，萧然独对短檠灯”，第三首“萧然独对短檠灯，引睡翻书睡几曾。自笑年来忧患熟，跏趺真作坐禅僧”，第四首“跏趺真作坐禅僧，不学窗间故纸蝇。湛若琉璃含宝月，此中无减亦无增”。（《中州集》乙集第二）在此之前，王安石的《忆金陵三首》已经使用了这一写作方式，只是没有标明“连珠”而已。另外明清之际的傅山有《联珠诗》十四首，其一云“芳魂栩栩自仙游，走马章台满目愁。疏雨细风清夜永，可怜一曲汉宫秋”，其二云 “汉宫秋是古琴文，几个知音坐上闻。流水不逢钟子辈，当垆谁识卓文君”。（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傅山这组诗是将前一首末句的后三字，作为下一首第一句的开头，形成了连跗接萼、蝉联螺旋的艺术效果。

第四种体式是运用“顶针”（或作顶真）的手法，如元代散曲作家乔吉的〔越调·小桃红〕《效联珠格》：“落花飞絮隔朱帘，帘静重门掩。掩镜羞看脸儿嬱，嬱眉尖。尖尖指屈将归期念。念他抛闪，闪咱少欠。欠你病恹恹。”这里所谓的“联珠”，也即运用“顶针”的艺术手法。由此可见前人也将“顶针”视为“连珠”。这一体式的渊源甚早，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指出，这一诗体肇始于《诗经》中的《文王》《既醉》等篇。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曹植《赠白马王彪》等诗也都运用了顶针的写法。韦庄有《杂体联锦》诗，如“江上柳能长，行人恋尊酒。尊酒意何深，为郎歌玉簪。玉簪声断续，钿轴呜双毂。双毂去何方，隔江春树绿”。这几联诗也运用了顶针的写法，下一联的头两个字即为上一联末尾的两个字，而其诗题中的“联锦”当为“联珠”的别称。

第五种体式为“辘轳”体。清末学者丁仪在《诗学渊源》中称：“辘轳以八首成体。如第一首起句何句，即以其句著第二首第二句中，推而至于第八首第八句为止。以其如辘轳，得以上下。故曰辘轳体。”当然，在实际的诗歌写作中，也并非每组运用这一方法写成的诗歌都是八首。如朱伦瀚的《庚申二月念九日为余六十一岁因得生辰重喜见庚申之句成连珠体五首》（《闲青堂诗集》卷六）。这一组诗虽然不是八首，但五首之中，每首都有“生辰重喜见庚申”一句，分别在第一首第一句，第二首第二句，第三首第四句，第四首第六句，第五首第八句。这组诗题目中的“连珠”，实际上就是“辘轳”。

作为一种形式独特的诗体，“连珠诗”以巧为美，以巧见才情，具有一种回环复沓的独特韵味。诗家偶一为之，会产生特殊的修辞效果。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如若一味炫奇斗巧，刻意经营，则难免失于游戏为文，精巧太过则入于流俗。作诗者如果太过重视诗歌的形式特征，就会影响到对内容的表达，也会限制诗作的思想境界。清代张潜在《诗法醒言》中说白居易天竺寺诗体“易于入俗”，而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更是批评《花月吟》是“诗家最低恶品”，其原因即在于此。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
                               （编辑：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