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问自己：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写作时想到人民大众的文学诉求，会影响作品的文学性吗？作品的文学属性和人民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问题的提出和我在文学界的某些际遇有关。数十年前，为让自己跟得上彼时文学革新的步伐，我用3年时间埋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泥日》。我下了很大决心，想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完成文学转型：寻找只体现“我”的性灵的写作个性和风格。这3年写作让我完成了一次在文学界获得相当认可的“纯文学”创作。

这之后呢？作家找到自我，文学和文学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不必再更新发展这个“自我”了吗？事实告诉我，不是。至少我拥有“自我”后还遭遇这样一些问题。其一，作家拥有的“自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那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小我”？如果只有一个小我，是否需要包孕家国情怀？其二，如果完全遵从“自我”进行创作，如何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其三，这个“自我”需不需要随时代发展变化而加以更新、充实、丰富、升华？换句话说，作家自认为拥有“自我”以后，还要不要与时俱进？一直固着于以往的“我”，不做更新，这是不是文艺界常见的“江郎才尽”现象的主要根源？此外，还有一个迫切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丰硕成果，作家要不要把“自我”融入这个大时代，不仅以百倍热情关注它，而且用创作去参与和推动时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发声，为时代鼓与呼，而不只是做一个旁观者？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作家究竟应该做什么？

为人民写作——这不该只是一个口号。

参与现实，这自不是文学全部含义，但它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学人始终守护的光荣传统。文学要起作用，可以在板桥霜后花前月下，但绝对不只在板桥霜后花前月下。至于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学，只有做起来才知道。

思索许久，我决定行动，宁可让一些评论家认为我的写作“不纯”，也要试着创作出十分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和时代同步伐的作品。它们应该让厚重历史感和鲜活时代感同在，让鲜明创作个性和大众文学诉求交融，既真实展现丰富纷繁的“第一现场场景”，又着力和读者一起对“第一现场”的生活做哲思般剖析，在把阅读者引入深邃曲折的事件过程中，让读者领略时代新人典型的内涵。于是，我努力写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和《高纬度战栗》……

当下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一部亿万民众努力发展中国、改变自己的史诗。五千年古老舞台正在上演一个伟大国家、民族的崭新壮举。面对这样一个千年不遇的历史变迁，如果作为作家的我装作没看见，故意背过身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怎么面对必定要到来的新的五千年。于是我以深圳人为题材写了《命运》，以老上海人为题材写了《木凸》，以当代中国人心灵演变为题材的《幸存者》，眼下又以港珠澳大桥人为题材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

即便如此，我知道这还只是在初试中，我仍在摸索着努力接近心中的美学目标。今天我仍常常想起鲁迅。他为什么到晚年放下已然那么精湛的小说创作，而拿起“文学大家”不屑的杂文写作？我想，他念及的还是“参与”和“使命”——承担文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他做得那么精到，那么磅礴，那么气吞山河。

我们如何努力才能学到一点点鲁迅的精髓？

方向明确，步伐必然轻灵，坚定。那就走下去吧！

作者：

陆天明，1943年生于云南昆明，作家、编剧。代表作品《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泥日》《命运》《幸存者》等，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编辑：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