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

  《糖葫芦》

  《掏粪工》

  【含英咀华】

  论及老北京文化，人们更注重典籍，包括历史地理民俗俚曲诸方面。我想，还应该将有关北京风俗画包括在内，一并加以研究才是。有关北京风俗画，可以说是北京文化形象的化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志于此的画家不少，王羽仪、盛锡珊、李滨声等，均是佼佼者。但是，往前回溯，头牌画家，还得数陈师曾。

  说起北京风俗画，人们都会认为陈师曾的《北京风俗》为开山之作。这种说法，也不大准确。在此之前，早在清同光年间，就已经有《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出现。

  陈师曾的《北京风俗》，作于1914年至1915年之间。真正为世人所熟知，是1926年在《北洋画报》连载之后。《北京风俗》历来受到重视，在当时，也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许。对于陈师曾和他的《北京风俗》画作的这些赞扬，都是应该的，它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当时有人说它“观者以为《清明上河图》也可，以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插图也可”，则有些夸张。

  这一组《北京风俗》，只有三十四幅，和清《北京民间风俗百图》相比，显然在内容涵盖面上弱一些。后者百图，囊括京城市井生活，小贩、艺人与市井景象、民俗风情的面更广泛一些。很显然，陈师曾在作一组画时，并没有《清明上河图》的宏志，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插图的意图。他只是将他亲眼看到的京城风俗与人物，情动于心，意到于笔。此册页有潘语舲等人的题跋，其中潘跋说：“此册于游戏之中，寓警世之意。此后京师风俗更如何，非有先知，不敢预测，师曾真有心人哉。”我觉得这说得更客观些，既说明其问世于当时的价值，又说明其影响于后世的意义。

  我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无有作者的署名，觉得出自画匠之手，更多民俗实际场景的描摹，更多客观和冷静，主观的感情色彩很少。在这一点上，陈师曾的《北京风俗》显然要更上层楼。这些画中，明显跳跃着陈师曾自己的感情与思想。当时，正是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他写过“阅尽山河涕泪长”的诗句，和他的这些画作，是互为镜像的。其中，最为人赞赏的《墙有耳》，画得确实是好，将两个探子一样的人物站在茶楼格栅门外偷听的样子，特别是那个站在前面戴着毡帽穿着马褂的人侧耳偷听的样子，描摹得惟妙惟肖。更有意思的是，在门前悬挂着一方“雨前”的茶牌的细节。这自然是雨前茶的招牌，却也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示，可以让人有偷听之后汇报结果的想象。“墙有耳”，如此现象，延续后世，便不仅仅是风俗，所谓“警世之意”，便在于此。

  这样的画风，弥漫在《北京风俗》之中。《卖烤白薯》中，在烤白薯的铁桶旁的小脚妇人，拉扯着两个白薯秧子一样弱小的孩子。人们会问，她家的男人哪里去了？其中画外音和间离效果明显。《人力车》中，坐车人只有淡淡的墨色点出了一点鼻子，无眼无嘴，夸张而写意的头发被风吹起；拉车人则五官凸显，大眼如硕大的眼镜，憋着气使劲在风中拉着车。有意的对比，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画家自己的感情一笔勾勒。《回娘家》和《糖葫芦》则是地道的民俗，后者坐在大车上的小姑娘手举着两串长长的糖葫芦，是只有以往岁月里过年时候才会出现的景象；前者戴红花的小媳妇和穿红袄的小姑娘，与走在路上赶驴的丈夫，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曾经流行过的民歌《回娘家》，会觉得当年的情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亲切之感扑面而来，真的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掏粪工》，那个身背着大木桶手持长柄勺的掏粪工，如今的年轻人会感到陌生，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则感到那样的熟悉。那时候，公共厕所很少，厕所大多在大院里，掏粪工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劳动锻炼，曾经和当时得到过国家主席接见的掏粪工时传祥一起掏过粪，那时背的就是这样的粪桶。陈师曾画得真像，连拼接木桶的木条上的纹路都画了出来。

  从画风来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更为工整，《北京风俗》逸笔草草。《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更多民间年画和当时新传进并流行的西洋画法的杂糅，《北京风俗》则更多地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画那一脉。陈师曾自己说，文人画“不求形似”，“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在《北京风俗》里出现的人物，都是漫画式的，速写式的，但是，人物和四周的环境景物，是兼容的，体现他所追求的寓意。所以，这一组画，画得都比繁复逼真得须眉毕现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要简洁生动，更富于活生生的生活气息。鲁迅先生评价陈师曾的画是“笔简意饶”。《北京风俗》的另一位作跋者王薳说是“笔简意工”。他们说的是一个意思，确实可作为这一组画的特点。

  看《北京风俗》时，就像看活人在舞台上表演一样，真真切切，我常常会忍俊不禁，这是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不曾有过的，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就像是看画，而且是过去年代的画，和画面上的人与物一样的客观而冷静。看《北京风俗》，我对于陈师曾画的人物的面孔最感兴趣。他画的人物面孔，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或是只有淡淡的眉眼，或者索性全无。《吹鼓手》那个收工归来的吹鼓手没有五官，背着装有家伙什的大布袋，显得那样步履沉重。最有意思的是画的那两只鞋，浓墨几笔，却四边奓着刺，让我感到鞋破了，或是不合脚，越发显得疲惫不堪。《赶大车》的那个拉煤的车夫，他只用了几笔湿墨，没骨法淡淡的点染，中间露出了几道白，将人物煤染脸黑的实际，与人物的表情与心情，都交代得那样清晰而生动。从艺术的表现手法上，显然，《北京风俗》要比《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前进了很多。

  《北京风俗》还有一个《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没有的特点，便是每一幅画都有当时文人题写的诗词，这是典型文人画的一个特点，诗文互现，相映成趣。而《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只有对民俗的直板的文字说明。

  不过，坦率地讲，题写诗词者，虽都是名家，但真正写得吻合陈师曾画意与心意的不多。在我读来，除了程康写《卖切糕》“不忧衣寒忧饼冷”，和写《乞婆》“垢颜蓬鬓逐风霜，乞食披尘叫路旁，此去回头君莫笑，人间贫富海茫茫”之外，写得最好的是姚茫父。

  姚写《墙有耳》“啼笑犹能感路旁，闲来窃听话偏长，几人身后蔡中郎”；写《品茶客》“一钱能买，闲话街坊春似海，向夜泉香，多半红楼只应忙”；写《收破烂》“可怜望帝春风魄，泪里闻声声转恶，过时金紫更谁收，又况人间轻玉帛”；写《磨刀人》“低头日日寄人檐，倚肩泥水粘”；写《扛肩》“独戴二重天，都是一生衣食，空有满腔豪气，怎发冲冠直”……或是语含机锋，或是词出况味，或是画意的旁白，或是感情的宣泄，或有人生之叹，或有言外之兴，或有象外之意，写得都很有文采，并非只是捧场和直白，难怪是陈师曾的知心好友，诗画之间，互通款曲。

   （编辑：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