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刘一曼:我的甲骨学研究之路

  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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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的文字。自120年前被发现以来,随着历代学者对其不懈考证与研究,甲骨文早已不限于字的考释,而是形成了包括甲骨文语法、甲骨缀合、商代考古、甲骨占卜方法等诸多研究内容的专门之学——甲骨学。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的文字。自120年前被发现以来,随着历代学者对其不懈考证与研究,甲骨文早已不限于字的考释,而是形成了包括甲骨文语法、甲骨缀合、商代考古、甲骨占卜方法等诸多研究内容的专门之学——甲骨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一曼从1972年起就在河南安阳从事考古发掘,与甲骨打了近50年的交道,近日,她的专著《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出版刊行。澎湃新闻对刘一曼进行了专访,请她谈谈其甲骨学研究之路。

刘一曼(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学术经历

澎湃新闻:请介绍下您的学术经历。为何要选择考古专业?在北大时都有哪些课程和专业实习令您印象深刻?

刘一曼:我在广东广雅中学读高中时,历史老师讲课很生动,很吸引人,使我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高考时选择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1957年我考上北大,一年级时学古代史、近代史、历史文献等基础课,二年级开始分专业,我申报了考古专业。我选择考古的原因还与我的性格、爱好有关。我中学时候,比较好动,爱好旅行、游泳、登山等活动,我觉得走向田野的考古学比在办公室里做历史研究更有意思。

在北大考古专业读书时,我们要上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还参加过两次考古实习。第一次实习是在1958年7月下旬至10月初,到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贾兰坡先生任队长,副队长由北大考古专业的吕遵谔先生担任。我们发掘出不少动物化石,如肿骨鹿的牙齿和鬣狗的粪便化石,还有石器和中国猿人用火的痕迹。当时白天发掘,晚上由裴文中、贾兰坡、杨钟健、周明镇、吕遵锷等先生授课。因为结合实际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知识掌握得比较牢固。第二次考古实习是1960年3月至7月,到洛阳郊区王湾遗址实习,指导老师是李仰松、严文明、夏超雄先生。王湾包涵新石器时代、周、汉晋及北朝等时期的遗址,遗迹现象较复杂,文化遗物丰富,很适合培养考古专业的学生独立发掘的能力。通过两次田野实习,我和班上很多同学更热爱考古专业了。

在北大考古专业学习期间,给我们授课的是吕遵谔、李仰松、邹衡、苏秉琦、宿白、阎文儒等几位老师,他们的讲课都很好。我尤其喜欢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课,他讲课条理清楚,逻辑分明又能抓住重点。受他的影响,所以我毕业论文题目选了《洛阳东周墓葬的分期与分区》,研究生时又到考古研究所学习商周考古。

1929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马王庙南斜中北沟全景(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您从1972年起就在河南安阳从事考古发掘,那时候交通、经济发展水平都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刘一曼:从1972年起,我到河南安阳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那时国家的交通、经济水平都较落后,我们是晚上在北京站乘火车,第二天早上才到安阳。下车出站后,安阳考古站派工人拉着架子车来接我们,我们把行李(被子、衣物等生活用具)放在车上,然后步行五十分钟走到考古站。

殷墟鸟瞰(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安阳考古站位于殷墟小屯村西,建站时间是1959年。那时条件较差,没有自来水,院子里挖了一口井,用辘轳打水,工人再挑到我们住的简易楼房内。我们的房间安有电灯,因工作站建在农村,属于农村供电系统,那时安阳市电力不足,到晚上经常停电,所以我们每个房间都有一盏煤油灯,入夜我们在煤油灯下看书或工作。考古工作站离安阳市中心约十里多地,当时站里只有两辆旧的自行车,多是男同志骑至较远的发掘工地使用,那时我还不会骑车,往往一个月休息时进一次城,多是步行去,坐公交车回来。1972年至1974年的安阳考古站站长是戴忠贤,他在农村长大,会干农活,从三月中至十月,经常在晚饭后,领着大家在院子里的菜地劳动一个小时左右,浇水、除草、施肥等。我们种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豆角、白菜都长得很好,可以自给自足,一般不用到城里买菜。

1972年我秋参加了小屯西地的发掘,那次发掘发现了少量商代早期的遗迹和陶器,大量发现是商代晚期的遗迹、遗物,只出土了四片刻辞甲骨,且其上的文字不多。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给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在小屯西地发掘时,在我所负责的探方未出甲骨文,我很羡慕我的两位队友能挖到这种珍贵的文物。而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我亲手发掘出土近三千片有字甲骨,我所主持发掘的H24坑,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该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单位,而且大片的卜骨为数不少。

亲自发掘到甲骨文也激发我学习这种距今三千多年的古文字的热情。当时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在煤油灯下阅读甲骨文书籍,如《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虚卜辞综述》等,还将所发掘到的有字甲骨逐片临摹,希望以后能将这些文字的意义弄清楚。

刘一曼在清理H3坑甲骨(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当发掘出大批甲骨文之后,如何对这些珍贵的文物进行修复、整理?工作之余还有哪些活动?

刘一曼:发掘、清理甲骨文的时间是较短的,但整理它的时间是漫长的。如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近8个月,出土甲骨5335片。整理了近十年,才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上册及下册共五分册)。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坑,发掘与清理甲骨的时间约两个月,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689片,整理了近十三年,于2003年12月才出版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册)。

整理时间漫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技术工作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整理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要经过如下的工作流程:1.去土锈。即把甲骨正、反两面的泥土、清理干净;2.粘对或加固。有的甲骨保存不好,甲骨取出后往往断裂成数片、数十片或上百片,就需要用三钾树脂和上丙酮,将它粘对并加固;3.缀合。将同坑内不同的小片进行拼对,拼缀成较大的或完整的甲骨;4.拓片。将每片甲骨进行墨拓;5.照相;6.做摹本;7.释文与索引。其中1、2、4、5项工作要由考古站或考古所的技师承担。第3项我们也会参与,而第6、7两项则全部由我们承担。

做甲骨摹本是相当困难的,例如,我与本所的曹定云先生于1998年秋至2000年底对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有字甲骨做摹本,那时我们的年龄已60左右了。视力欠佳,临摹这些字体较细小,字迹又比较模糊的甲骨文字,要用几倍的放大镜反复观察,才能勉强把字看清,有时要用几天时间,几易其稿,才能完成一片较理想的摹本,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但我们互相鼓励,终于较好地完成任务。

我在整理和研究甲骨之余,还到安阳考古所附近的一些发掘工地参观,或在站内看同仁们发掘到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等。有时也接待文博单位或高校学考古或甲骨文的学生来站参观,给他们观看并讲解一些发掘出土的甲骨标本与殷墟文物。

另外,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展了公众考古。1976年6月7日郑振香、陈志达先生在小屯西北地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墓中出土各类文物1928件。在发掘工作结束的第19天,安阳考古队在考古工作站内举办了一个妇好墓小型文物展览,选出该墓出土的铜器和玉石器等一百多件精品,请洹水两岸十多个村的农民来参观,盛况空前,原计划展出5天,后来延期到7月5日。

H3坑第15层甲骨(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前辈学者对甲骨学的研究

澎湃新闻:甲骨学作为一门学问,包括哪些内容?殷商人刻写甲骨文是为什么?

刘一曼:台湾著名甲骨学者张秉权认为:“甲骨学研究的是甲骨文,但并不限于甲骨文字,凡是和卜用甲骨以及卜辞所涉及的一些有关事项,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内。”具体地说,它研究甲骨文字考释、甲骨文语法、甲骨缀合、甲骨文字体分类分组、甲骨文分期断代、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及商代考古等问题。也研究甲骨材质与整治、甲骨的钻、凿形态、甲骨占卜方法、文字契刻工艺、甲骨的埋藏状况、甲骨的分布区域等诸多问题。

商代人崇拜至上神(即上帝、天帝)、祖先神与自然神。他们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进行占卜,与神灵进行沟通,判断事情的吉凶,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占卜之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的人,所卜事项及应验的结果等内容刻(或写)在甲骨上,这便是甲骨文。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卜辞,但还有少数是记事刻辞、干支表、习刻等。学术界一般认为,殷商人刻写甲骨文的用意是作为“档案”的功能,以备日后查考。美国学者吉德炜分析了武丁时代卜辞中王作的占辞与验辞的情况,认为记录占卜结果的验辞,大多数证明了王对卜兆的判断是正确的,有“以助长商王的威信为目的”。但在甲骨文中大多只有前辞与命辞,记占辞与验辞的完整的卜辞数量较少,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还值得商榷。

1936年YH127坑挖成灰土柱,装上箱底的情形(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前辈学者对甲骨学研究的做了哪些贡献?

刘一曼:罗振玉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考订河南安阳小屯村为甲骨文的出土地,并确定小屯为殷代晚期的都城;二、致力于甲骨文的搜集,一生购藏甲骨达3万多片;三、在甲骨文资料的著录和公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出版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续编》等书,这些书不但资料丰富,印刷也精良,对研究甲骨学有重要价值;四、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也作出很大成绩,他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及《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考释甲骨文571字,通读卜辞1303条。

王国维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编纂《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甲骨资料;二、将甲骨文作为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将甲骨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号、世系和《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殷代先公王的名号、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中的先公、先王之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卜辞中,从而证明司马迁作的《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重要发现,把我国有文字可征的历史上推了近千年,使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三、提倡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古代史,即将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与传世古代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

罗振玉和王国维还培养了一批甲骨文及古文字研究的专门人才,如商承祚、容庚、董作宾、丁山、戴家祥、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都是罗、王的弟子。由于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弟子们的研究,在甲骨学上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学术界又将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前的甲骨学研究,称为“罗王之学”。

董作宾对甲骨学的贡献是:一、他于1928年赴安阳殷墟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形,认为还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这就促成了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秋至1937年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工作;二、他参与了八次殷墟发掘,其中三次主持工作,亲自发掘出大批的甲骨文;三、他对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进行整理,出版了《殷虚文字甲编》与《殷虚文字乙编》(上、中、下三辑),在刊布甲骨资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四、他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依照这十项标准将殷墟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将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五、他对甲骨学的自身规律的不少基本问题,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甲骨的缀合与复原、甲骨文辨伪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看法;6.他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1945年出版了《殷历谱》,这一长篇巨著,对商代年代学、历法的研究做出贡献,他还对甲骨文分期、分类、分派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1971年小屯西地卜骨出土情况(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现在的研究方法与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刘一曼:现在的甲骨学研究方法较过去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用新手段整理甲骨文资料,近十几年来,拓本、摹本、彩照、释文、索引五位一体的甲骨文著录逐渐得到推广;二、解放后,在国家的支持下,编纂大型甲骨文著录书和大型工具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献集成》等大部头的书籍相继出版。这些书的编辑,都是由资深学者牵头,带领多名中青年学者组成课题组,经历了多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的。这种团队搞科研的办法,在出成果的同时又培养出一批甲骨学人才,这是过去的甲骨学研究所不能比拟的;三、将甲骨学与考古学、古文献学、古生物学、民族学、民俗学、科技史等多门学科相结合,来研究甲骨学或商代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多学科结合的研究,开阔了学者的视野,得出的结论较精密、可靠;四、过去由于资料所限,学者只研究殷墟所出的甲骨,而现在的学者,除了研究殷墟甲骨外还研究郑州商城及山东济南大辛庄出土的商代甲骨,研究全国多个地点出土的西周甲骨;五、用新的科技手段来整理和研究甲骨。如将所有的甲骨文资料电子化、数据化、建立甲骨文信息数据库,计算机人工智能深度识别甲骨文关键技术研发,甲骨文三维数据建模档案建设,甲骨文契刻工艺三维微痕分析等。将甲骨文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今后必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2002年发掘小屯村南H9坑甲骨工作照(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2002年小屯村南H57坑第一层甲骨出土情况(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甲骨学的重要发现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甲骨学研究有“十次重要发现”,您觉得哪一次对学科来说最重要?哪一次对您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最重要?

刘一曼:在甲骨文的十次重要发现中又以1936年小屯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1991年花东H3坑三次发现更为重要。我认为小屯YH127坑甲骨的发现对甲骨学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原因是:首先,YH127坑出土的刻辞甲骨数量最大,达17096片,这是殷墟甲骨发掘史上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其中完整的卜甲三百多版。其次,YH127坑出土的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许多重要现象。如该坑在一万七千多片甲骨中,牛骨仅八片,其余全部为龟甲,结合过去出土过单埋卜骨的窖穴,可推测殷代卜甲与卜骨应是分开埋放的。发现一些背甲改制成中部有孔的椭圆形片,知道殷人可能将甲骨穿成简册。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文字,知道殷代已有书写的毛笔和颜料。常见字中填朱、填墨的情况,说明甲骨刻辞还有追求美观或表达某种宗教观念的作用。此坑不少整甲的甲桥上有刻辞,使学者破解了这种甲桥刻辞是记录龟甲来源的。上述这些现象,对甲骨学研究很有价值。再次,YH127坑甲骨,刻辞内容极其丰富,上至天文星象下至人间杂事,都包函其中,涉及殷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1991年花东H3坑甲骨的发现最重要。该坑出土甲骨1583片,上有刻辞的689片,完整的卜甲300多版,内容新颖,占卜主体不是王,而是一位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高级贵族,属“非王卜辞”。该坑甲骨对“非王卜辞”和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次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1992年12月我被评为研究员,与在考古所工作的同班同学相比,我晋升正高职称是较早的,据说这与我主持和参与花东甲骨坑的发掘有关。自1998年以后,我没有参与田野发掘,全身心投入花东甲骨的整理、研究工作。2003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册)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于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此后,我又与同事合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陆续发表了多篇用考古资料来研究甲骨学的文章,走上了一条考古人研究甲骨之路。

2004年大司空村H141出土的干支表(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甲骨的私掘、盗掘情况严重吗?对于甲骨学研究有何影响?

刘一曼: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经学者考订它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文字。古董商、收藏家、金石学者等不惜重金搜求,使甲骨售价日益昂贵,从过去一斤才卖制钱六文,飙升到每版二两,甚至每字银二两。因为出售甲骨是有利可图的事,这就引发村民在小屯村中、村南、村北到处开坑乱挖甲骨,据学者统计,从1899年至1928年村民私掘出土的甲骨达十万片。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十五次科学发掘期间,基本抑制住农民私掘之风。1937—1949年间,小屯及附近的村民,又继续私掘、盗掘甲骨文,这一阶段私掘出土的甲骨达一万多片。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殷墟一带的村民进行文物法的教育,自1949年底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十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私掘甲骨文的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文物市场开放,收藏文物、古玩的人群不断增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文物商贩下乡购文物的事情,殷墟地区的一些村民把私掘文物出售作为致富的一种手段。近三十年来,私掘出土被收藏家收购的甲骨文数以千计。如,200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骨》一书,收录的甲骨有1008片。近两年来,国家采取多种措施严厉打击盗掘、私掘古遗址古墓葬的非法行为及贩卖出土文物的非法活动,并大力宣传文物法,所以私掘文物及私掘甲骨文的情况得到遏制。

甲骨文的私掘、盗掘,对甲骨学研究带来严重影响,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殷墟甲骨文埋藏了三千多年,大多质地不大好,当农民开坑乱挖时,极易将甲骨文弄碎。所以,在1928年传世的私掘甲骨文,大多为小片,尤其是易脆的卜甲,没有一版是完整的。这些残破的甲骨文,经过贩卖,分散于国内外公家或私人收藏家手中,这对甲骨文的缀合和研究是不利的。

其二,农民私掘旨在掏取甲骨,对甲骨埋藏状况及周围的遗迹全然不顾,这样一来,与甲骨同出的器物往往全被毁掉了。研究者只能研究甲骨上的文字,无法知道它出土的具体地点、出土的层次、坑位及同出器物的形态,这对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及甲骨埋藏状况等问题是不利的。

2005年安钢M11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骨雕文字(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甲骨,差异主要在哪些方面?为何会有这种差异?

刘一曼:殷墟不同地点的甲骨在甲骨的选材、整治、钻凿灼的排列、卜兆的形态及甲骨占卜后的处理等方面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具体地说,在小屯宫殿区内(包括花东H3坑)所出的甲骨,选材较讲究,卜甲数量大,数以万计,长28厘米以上的大龟较常见,卜骨基本上都用牛肩胛骨,甲骨的整治较精致。凿钻灼的排列,卜兆的形态及兆枝的方向相当规范,很有规律。甲骨使用后,大多集中埋于窖穴之中。而殷墟其他地点所出的卜甲数量较少,十多个地点出土的卜甲总和只一千多片,大多尺寸较小,未见28厘米以上的大卜甲,在卜骨和选材上,虽以牛肩胛为主,但间用骨骼未发育成熟的小牛,还用牛的髂骨、羊、猪、鹿肩胛骨,甲骨的整治大多较前者粗糙、凿钻灼的排列、卜兆的形态及兆枝的方向上远不如前者规范。甲骨使用后较快地将它如同垃圾一样遗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是有层级性的。即等级较高的较大的遗址所出甲骨(如大司空村遗址)与宫殿区出的甲骨虽有一定差异,但相同之处较多,而等级较低的小遗址(如郭湾遗址)与宫殿区内的甲骨差异则相当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占卜主体(或称甲骨的主人)的身份不同。在宫殿区内出的甲骨,绝大多数占卜主体是王,众所周知,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所有的卜甲大多是外地的贡纳品。外地的方国、部族给商王贡献龟甲,除了保证数量外还要注意质量,要挑选那些尺寸较大的龟甲。殷墟其他遗址的卜甲,占卜主体有的属于中高级贵族,有的属于小贵族或平民,身份、地位较王或王室成员要低得多,他们用的卜甲,多是附近地区或殷墟本地所产。由此可以推测,殷墟遗址所出土的大卜甲,大概与青铜礼器一样,也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示物。

其二,与占卜机构的规模大小有关。王及高级贵族与中级贵族有各自的占卜机构。在商王掌握的占卜机构内,既要占卜国家大事,又要占卜王的日常私事,且一事多卜,卜事很频繁,故占卜机构庞大,人员较多,在甲骨的选材、整治、凿钻的制作、贞卜、契刻卜辞及卜后甲骨的处理等项工作都有分工,有专人负责,并有一定的操作规程。这些人大多经过专门训练、技术娴熟者。所以王的甲骨相当规范化。

上面提到的大司空遗址,考古工作者推断属中高级贵族的族邑,这种族的占卜机构,规模较小,占卜事项主要是家族内部之事,故所用的人员较少,分工可能不大固定,卜者的技术熟练程度稍逊于王朝的卜人,所以在占卜的各项工作与王的占卜机构存在一定的差别。像郭家湾遗址,属于小贵族的族邑,其族长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较低。该族虽也进行占卜活动,但没有设立专门的占卜机构。族内的卜者是擅长占卜,有一定的经验,但未以此作为固定职业的人,他们在甲骨的选材、整治、占卜程序、占卜方法等主要方面要遵循殷民族传统的占卜习俗的有关规定,但操作中又不必恪守王的占卜机构所规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法则,带有较多的随意性,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2010年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牛骨(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在甲骨文的释读中,学者之间是否会有不同意见?

刘一曼:在甲骨文的释读中,学者之间经常存在不同的意见,如甲骨文的“黾”字,有学者释为“蛛”、“弹”字,有学者释作“弦”;甲骨文的兆侧刻辞“弘吉”有人释为“引吉”。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的释文中,我们新隶释出“狼、壁、弄、琅”等几个字,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有人存在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对一字或一词存在不同的释读,是由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甲骨文字的意义,而甲骨文中又存在一字异形、异字同形、一个偏旁或一个字有不同的含义,还有倒书、合文等复杂的情况。

在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形体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趋势主要有两点:

其一,早期文字,象形性强。如武丁或武丁早期的卜辞。有的“贞”字似鼎形,“首”字描绘出人的双目、双耳、口和头发,“车”字画出车厢、双轮、一辕、一衡、双轭,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马车相似。有关动物的字,大多较写实,除表现主要特征外,还有细部的刻画,如“象”字画出它弯卷的长鼻和肥硕的躯体,有的“马”字画出鬃毛和身上的纹饰和马蹄,“虎”字画出大嘴、利齿和身上的斑纹。晚期的文字,象形性减弱,趋于线条化。如帝乙帝辛时代的卜辞,有关动物的字,其腹部由双线变为单线,只描绘出它最主要的特征。上面提到的“象”字,只表现其长鼻,“马”字仅保留鬃毛,“虎”字,只绘出大嘴、利齿。

其二,早期的文字,异体字多,通常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如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关鹿、马、虎、象等字,每个字都有十种或十种以上的写法,而到了晚期的帝乙、帝辛时的卜辞,上述四字,只有两种或三种形体,文字趋于定型,比较规范。

刘一曼临摹的甲骨文(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商文明的特点

澎湃新闻:您在今年十月中旬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专著《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您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点?

刘一曼:我在殷墟长期工作,参加过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1991年花园东地甲骨、1989小屯村中甲骨的发掘。我与同事们发掘出数千片甲骨文,后来又对这些甲骨文进行整理、研究。在工作中,我深深地认识到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具有科学性、集中性和丰富性,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和新成果,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而甲骨学研究的成果又推动殷墟考古不断向纵深发展。考古学(特别是殷墟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是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1991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时,考古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一文,发表在《考古》1999年第10期。该文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提纲。在该文发表之时,我曾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以后以此为题写一部专著,对文章提到的几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工作很忙,拖到了2013年才开始写作,经历了六年才写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此书的写作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写此书必需要观察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有字的或无字的),所以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到安阳工作站的库房查找资料,有些资料是尘封了多年,寻找起来很费劲,有些无字甲骨打开纸包时,较破碎,需慢慢拼对才能看出其上的钻凿形态和卜兆走向,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每天坐在库房的小板凳上看甲骨,到了晚上就感到腰酸背疼。再者,我不会用电脑打字,更不会造字。这本书的甲骨文原形字和需用电脑造的字较多。幸好,安阳考古队的领导和同仁对我写书很支持。我将每章写好的底稿快递到安阳,队里派一名年青的技师帮我录入电脑,然后打出样稿寄给我,我再校对、修改,有时一章要反复几次才能定稿。耗费的时间较多。

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有五个特点:一、注意观察甲骨实物。这是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倡导的研究方法。他说:“吾人从事整理研究,首注意实物,虽所获有限,而视同瑰宝,必欲尽其力,以利用之。”我在写甲骨的整治与占卜这一章之前,认真地观察了安阳考古队收藏的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与无字甲骨,不但看小屯所出的甲骨,还看小屯以外十多个普通遗址出土的甲骨,归纳出不同遗址所出甲骨所存在的差异。二、从事考古实验工作。在1973年整理小屯南地甲骨时,我和同仁们就做过甲骨凿、钻制法的实验。近几年,我带领考古队的三名技师做了多次甲骨施灼(即如何灼出兆纹)的实验工作,取得了较前人更深入的认识。三、在论述甲骨文分期断代时,注意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同出器物(特别是陶器)的形态,在论述甲骨卜辞的性质时,还注意到甲骨埋藏的情况,它与周围遗迹的关系。四、用殷墟出土文物的形态或其上的纹饰以及相关的考古遗迹现象来探求甲骨文某些象形字或会意字的本义。五、注意将甲骨文与商代铜器铭文相结合来研究甲骨学与考古学的相关问题。

刘一曼(左一)在做施灼实验(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如果横向比较商文明或与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您觉得商文明有哪些特点?

刘一曼:如果将商文明与同时期的(或者类似发展阶段但并不同时的)世界上其他文明加以比较,我认为商文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商文明高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代青铜器以造型奇伟、纹饰繁缛瑰丽以及使用复合范的铸造工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独树一帜。商代铜器最主要的特点是“器以藏礼”,大多数器物(尤其是容器)基本上脱离日常生活用器的范畴,成为礼器,即在礼仪活动或祭祀活动中所用的器具。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则更多地把青铜器用作工具、武器、装饰品等。

二、商文明是以族为基本社会生产、生活单位的。这在殷墟遗址中有充分体现。从发掘资料看,殷人活着时是“聚族而居、合族而动”,死后是“聚族而葬”(即葬于族墓地中)的。祖先崇拜在商人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有别于以太阳神等自然神灵崇拜占重要地位的文明,这也是中华民族敬祖复爱宗、慎终追远传统之源。

三、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它的字形、结构、行款、语法等与今天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它是汉字的鼻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而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古文字,虽然出现的年代比甲骨文要旱,但都是早已失传的文字。

四、由于商文化中心区域,是处于黄土地貌区。商文明形成以夯土建筑为代表的土木建筑风格。有别于地中海区域及美洲相关文明的石构建筑。

五、玉器加工术,也是商文明特点之一。商代玉器加工技术是在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特别是殷墟时期的玉器,种类繁多,既有玉礼器也有日常用器和装饰品等,这些玉器造型优美、雕琢精致、线条流暢,有不少是稀世艺术珍品。晶莹光洁的玉器,使商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大放异彩。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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