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有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1℃记者,一些生产行车记录仪的厂家采取送检产品与销售产品两套标准的模式,以次充好。
1℃记者调查发现,国内生产行车记录仪的头部企业并不多,许多是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型服务商以及从事OEM的低端代工生产厂家,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与此同时,众多繁复的检测,变相增加了行车记录仪的使用成本。
高标送检低标销售
1℃记者走访了一家生产北斗行车记录仪的公司,它位于写字楼内,两三百平方米的楼层,被间隔成操作台、办公区和接待区。生产区的工作台上堆积了大量的行车记录仪法拉电容,工厂人员说:“只需要送厂加工做进一步的安装,就可出厂销售了。”
暂未能查证上述工厂的北斗行车记录仪销售至何处。不过,目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行车记录仪的销售信息,许多号称4G的产品,售价仅在300至800元之间,大多标称拥有定位、视频拍摄等功能。
据某行车记录仪生产厂家负责人老李介绍,目前具有录像功能的4G行车记录仪,光生产成本就要上千元,并且今年春节以来,原材料价格暴涨,如果售价低于这个价格,或许质量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据1℃记者了解,生产一台北斗行车记录仪,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芯片及电子元器件、存储器、无线通信模块、PCB板、五金零部件以及定制的摄像头及线缆等。这些原材料,深圳市场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大量行车记录仪生产厂家在这里落地生根。
据一位熟悉北斗行车记录仪生产的人士介绍,一台行车记录仪终端设备包含通信模块、视频模块、定位模块,以及主控芯片等方面,“在这几大样中,视频模块最贵,负责视频数据的压缩和处理,如果这块做不好,会对后续使用的流量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近年来,各地重卡货车车载北斗行车记录仪政策的落地,进一步释放了市场需求。“业内部分企业不顾产品基本品质,为了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持续拉低产品销售价格。部分对自身管理要求较低的客户,纯粹应付政策要求,热衷于价格便宜的产品。因此在低端产品市场的持续无序竞争,使得低端产品目前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发展。”老李说。
据老李介绍,一些厂家生产质量过硬的行车记录仪仅是为了应付销售前的准入检测,一旦拿到检测报告,可能就会放松对产品的质量把关。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从事行车记录仪销售的业内人士刘能的佐证。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去年12月公布的2020年度道路运输车辆北斗导航车载终端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显示,在8个省份共抽取27家企业生产的30个批次的产品后,抽样合格率为70.4%。
“在我们业内,参与监管部门检测的产品与最终商用的产品并不一致,如果此次算上被抽检公司的实际销售产品,产品合格率或许还不足50%。”刘能说。
另一方面,去年开始到现在,全球的电子芯片、电子元器件、阻容件、处理器等原材料都在涨价。刘能担忧,上游供应链不断涨价,一些中小厂家为了利润,或许只能进一步缩减成本开支,最终产品质量将面临考验。
生产厂家想方设法压缩成本,甚至以次充好,以图能在价格混战中取胜。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个行车记录仪从生产出来到销售到市场,其间要经过各种繁复的检测,并要为此付出各种费用,令成本剧增。最终,终端消费者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成本。
被推高的价格
“行车记录仪行业政策性较强,产品需要通过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的认证,而各地相关省份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地的行车记录仪技术规范标准。”老李告诉1℃记者,比如苏标(江苏技术标准)、粤标(广东技术标准)、渝标(重庆技术标准)等,各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及其相关机构是其中重要的角色,负责当地行车记录仪准入的标准制定,设备厂家只有通过检测机构检测,才能入围拿到认证资格并备案公示公告。
“过标”是行车记录仪行业销售的通俗用语,生产厂家只有通过了各省制定的行车记录仪技术规范标准,才能拿下市场销售“入场券”。通过标准之前,首先要进行检测。
行车记录仪落地销售之前,需要对其样品的功能、性能、低温工作、高温工作、温度试验、抗电强度、传导骚扰、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等十余个项目进行测试。
“只有通过了检测,才能拿到在当地的销售资格,而通过检测环节,一般需要30万至60万元的费用投入。”老李说,其中报名费超过20万元,再就是场地费用和重复补测费用以及租车费等。
检测一般需要一个试验操场,一次检测不过,重复补测也需要交钱。“我们此前在国内某地进行检测,静电放电抗扰度一共测了几十次,当时我们多花费了几万元才通过测试。”老李说,检测机构严格工作,这没有错,但往往会遭遇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
“有时候几十万元投入到地方过检,好不容易过检完了,但一台设备都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的设备还没法把过检费赚回来。”老李说。
但获得认证资格还仅仅是第一步,后续还需要当地的位置服务商将车载的设备数据与交通运输部门联网,并进行安装、检修服务。这也是为何各地的大货车司机反映,在安装了北斗行车记录仪之后,每年还要交几百元不等的设备维护费。
据老李介绍,各地的位置服务商往往起到销售环节的“中间角色”,一方面他们有交通部门的资源,可以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另一方面他们有货车车主以及物流公司资源,可以销售终端设备。
在刘能看来,许多地方位置服务商的服务意识也不够,“政府对于位置服务商的管理监管还有待加强,需要提高车辆终端设备在线率以及安装标准。”
“说句实在话,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地方上的标准认证以及运营商环节,终端产品最终落到车主以及运输公司等用户身上,价格就不会那么贵。”老李说,厂家手中一款生产成本仅千元的行车记录仪,经过各省检测以及位置服务商之手后,最终销售到终端使用者货车司机的价格高达4000元。
这几年,老李和刘能频繁地到各省参与产品检测竞标。“我是疲于奔命应付各地的标准检测,这导致我们这样一大片的中小微企业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尤其是资金,真正用于企业的管理和技术的创新。”老李说。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