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现场。（本文图片由北师大哲学院提供）

与会嘉宾学者合影。

近期，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在北师大京师学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四位学者，以“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内地与海外视角的对照与呼应”为主题，就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展开讨论。

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刘笑敢主持，分为主旨演讲和主题讨论两部分。担任主旨演讲的嘉宾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

杜维明发表了题为“精神人文主义：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的演讲。

首先，杜维明教授发表了题为“精神人文主义：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的演讲。他认为“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综合而整全的人文主义，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以界定人类繁荣昌盛的最高体现：第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第二，个人与社群之间健康的互动，社群包括家庭、邻里、村镇、城市、省份、国家、世界以及更广；第三，人类与自然之间持久的和谐，自然包括动物、植物、树木、岩石、山脉、河流、空气等等；第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他指出自2013年以来，国内逐渐就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一项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发展指标达成一种共识，认为除经济因素之外，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因素也必须纳入整体发展战略之中。这一宽广的视野有利于我们思考、创新，并促使我们思考中国能够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信息？这一文化信息是否是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

杜维明认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必须追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这一道路不可以是中国专属的。中国即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无法承受国族主义带来的后果。与时俱进，从善如流，中国应当践行世界主义与精神人文主义的文化理想。

安乐哲发表主旨演讲“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对称：当代汉学面临的挑战”。

接下来，由安乐哲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对称：当代汉学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旷日持久的不对称关系。他举例说，走进任意一家中国的书店或图书馆，总能找到代表西方文化的典籍，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而且翻译质量都很高，正是年轻活跃、求知若渴的中国读者群持久推动了这类书籍的出版；相反，走进一家西方书店或图书馆，却很难找到中国最杰出思想家的书，即使有，《易经》、《论语》、《道德经》这些中国哲学著作也多半摆放在猎奇的“东方宗教”一类书架上而非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类书架上。并且面对这种不对称现象，没有多少人要求改变。

安乐哲认为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没有市场，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经典的英文翻译早年主要由传教士们完成，这些经典文本经他们之手往往容易转化为一种基督教祷文似的内容。另外，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欧美教育体制——大学、学院及其课程等——都被引进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亚洲地区，现代性话语经翻译进入本土话语，促使亚洲文化对自身的传统进行理论化，但这种理论化主要是以西方的概念框架进行的。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化”被简化为“西方化”，像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被视为陈旧、僵化和保守的而拒之门外。

但在过去十来年，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巨变，世界文化秩序是否也会随之改变呢？中国的经典又能否为变动的世界文化秩序贡献一些价值呢？安乐哲尤其强调了儒家文明的这些特性：以包容的模式实现文化转换，把焦灼的竞争变成融和的熔炉，例如曾把佛教内化为儒家式的佛教；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性，不会持续引发战争与冲突；一种基于礼的家族和社群观念，其中蕴含的角色、关系等伦理维度与法治互补，共同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一种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良好教育和修身素养的治理观念，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倪培民点评。

之后先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倪培民进行点评。他鲜明指出，本次论坛作为“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邀请的主讲者不是道家而是两位儒家学者，这预示了一种开放性，说明该道家研究中心将不止限于研究道家文化，也将涉及道家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佛家，乃至和国际上各种思想、流派、传统之间进行对话。

他认为两位学者的主旨演讲有三点共同之处：第一，都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放到世界历史和全球的时空坐标上来看；第二，都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能够为世界做出什么贡献这一方面；第三，这种贡献不只局限于哲学领域，而是面向整个人文、精神文明，乃至世界未来的方向。

倪培民认同当今中国哲学应该考虑如何成为世界哲学立法的参与者、为世界做贡献。他强调不仅要以西释中，还要以中释中，以中释西，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面对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西方学术面临的问题，进而帮助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克服其局限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将获得新的生命。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刘笑敢点评。

刘笑敢教授在点评时，回忆了杜维明在过往三十多年中曾两次发出空谷足音。在1980年代，激烈批判儒家的历史记忆仍留有余温，彼时即使一名中学生也可以对中国哲学的专业学者大加批判，杜维明却率先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而在当今时代，儒学大热，杜维明反而强调儒家应该有自省的、自我批判精神。刘笑敢认为这些空谷足音既弥足珍贵，又应者寥寥，值得我们深思。他还提请大家思考：今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潮，究竟是一个高潮还是会成为一种常态？如果是高潮的话，就会有消退期，那么高潮过后会怎么样？

杜维明回应点评时表示，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现在的大潮流。但同时，他认为不能因为儒学在中国扎根了很长时间，不能因为它曾影响中国几千年，不能因为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历经批判仍然还活着，就必须让大家都接受，对哲学的问题必须经过自我反思，不经过反思、不经过批判、不经过诠释，它就没有生命力。安乐哲也赞同儒学的自我批判意识，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批评性的、进步性的、进化的儒学，我们不要昨天的儒学。儒学应成为一个现代的、活的儒学。

在第二部分，主题讨论环节，十位嘉宾基于主旨演讲的内容，从各自关心的角度热烈参与讨论。

嘉宾从左到右依次为：梁涛、陈霞、罗传芳、杨春梅、赵法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首先发声。他认为儒学的反思可以通过儒道之间的对话实现，他举例中国轴心时代就开始于孔子问学老子，儒道相偕而生发出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现在有必要重新回到这一原点而再出发。儒家的核心是仁义，道家的核心是自然，仁义需要自然来补充，自然也需要仁义来丰富。他还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独断和强加于人提出批评，尤其是有些动辄引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自任的群体，可能包含某种危险的元素，值得反思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霞对两位演讲者共同关注的精神性问题印象深刻，她认为可以从道家之“自然”与“道”的角度做一点回应。对道的认定本身就带有一个信仰的维度，道没有意志，不主宰万物的命运，反而下降自己的高度，来跟随万物，因此在宗教层面上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指引、主宰、安排、指挥，而是来顺应万物。她认为这一点是对人文主义的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罗传芳认为，杜维明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是对世界范围内几百年来理性主义尤其是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的一种反拨和修正。我们今天对轴心文明的回望，应该是回归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比如儒家的“仁爱”、道家的“自然”等，而不是回归一些具体主张，因为具体主张有时代性。她还强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今天的中国交织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种矛盾，因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不能把西方后现代的问题当做我们的根本性问题而遮蔽自身，该完成的任务不能跨越。我们要坚定地完成自己的启蒙任务和古今之变，否则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也会更加复杂。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春梅指出，安乐哲所说的“不对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否同时存在另一种更值得关注的不对称？即西方文化知识在中国貌似很普及很受重视，与中国人实际上对西方价值和精神茫然无知甚至自大排拒之间的不对称。还有学术研究、学科教育和图书出版受行政指令影响过多，和学术思想自主原则之间的不对称。在这样一些不对称之下，我们表面看到的某些繁荣、热潮，无论是所谓“儒学热”、“国学热”还是“西学热”，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和价值，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员赵法生提出，儒学既要做一点减法，即儒家要有自我反省精神，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同时还要做一点加法，即与儒释道三家合并成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儒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

嘉宾从左到右依次为：干春松、韩星、李景林、李祥俊、张曙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中，儒学首先要应对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哪个更优先？第二，在杜维明眼中谁更能代表对儒家真精神的理解？第三，在安乐哲看来，他所说的“不对称”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社会整体发展的程度所带来的不对称，还是因为大陆自身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缺乏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者而导致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就“精神人文主义”的提法发表评论，他认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主体精神是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一方面可以把世俗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同时也可以始终保持一种中道和合。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中间层次上把社会的维度提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景林认为，谈到中国哲学的方法和趋向，其中的趋向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现在已有的趋向，另一个是应有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不同步的，由此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的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祥俊对杜维明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层面提问：“精神人文主义”的第一和第四部分讲精神性较多，中间部分主要讲世俗社会的人文主义，这两个部分怎么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曙光则从杜维明讲的“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入手，提出这样的设想：能不能把精神的人文理解成一个更深更广的自然主义？他认为精神的人文并不是一味向上的一种超越，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形而下的方面，这样既批判了现代化的世俗化，也批判了西方的外在超越。

在最后的主讲人回应环节，杜维明指出，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但中国也有中国特殊的问题。他强调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必须配合在一起讨论，但先应该了解中国现在碰到的特殊“燃眉之急”，因为这里面很多不是理念问题，而是政治实践问题。他认为评判真正的儒家基于两个条件：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在公共领域里大家的互相评论。在精神世界的领域里，儒家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精神人文主义可能可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共法，不过这个共法是需要实践的，并不是完全靠理想，而这个实践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中国人。

安乐哲则从自己在中美两国任教的经历出发，继续强调中西方需要融合和相互借鉴，人类的生命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需要进行彼此批评。他期待一种批判性的、与时俱进的、适应时代的儒学，是认为儒学可为应对当今时代紧迫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儒学可以和其他文明价值一起成为桌上的选项之一。他还认为儒道之间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必然的、有益的，我们既需要庄子的幽默，也需要孔子的严肃。

活动现场。

三个小时的论坛在两位主讲人的精彩总结中落下帷幕，会场中座无虚席，过道也站满听众。本场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学院党委书记韦蔚出席了论坛。之后，北师大哲学学院和“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将继续举办不同规模和主题的论坛以及国际会议。该研究中心由刘笑敢教授担纲，章伟文、蒋丽梅、Thomas Michael等教师参与组织工作，旨在推动道家哲学与思想的研究与交流，以及道家与儒家、佛教乃至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

（编辑：李月）